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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结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事实，把握规范创制当时和规范适用当下我们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

关于十恶，大著写道：‘十恶是对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惩处,‘八议是在对各种社会关系恶的对立的惩处中彰显其道德感召,两者异曲而同工,都是在法律的关系中高扬道德的旗帜。就连以保守主义著称的柏克，也不否认人民的出场，不过他承认的只是人民的历史性出场。

据我初步考察，在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庞德用的英文始终都是morals（习俗性道德），而不是morality（规范性道德）。这不正说明法律是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吗?反之,同样不管是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还是授权性规范,只要不被违背,只要不处于恶的对立中,就用不上法律,就不会上法庭。这里隐含着我对中国式民主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对中国式民主来说，其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语）。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只是为了与您交流,倘有不恭,还望海涵!仍然期待您的宝贵意见。希望能得到您明确的答复。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行的那句话,探讨问题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几句断语就可以打发过去的,我在第二章中为恶的对立举例时,主要举的是权利关系中恶的对立的例子,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经常在解决的;至于道德关系恶的对立的例子,《唐律疏义》中随处都有,我在拙著中也列举了一些,应该能说明问题了吧!二、关于对西方法系‘权利过剩、道德不足的评价的回应首先,您击中了我的软肋,我的英语是很差的,更谈不上什么希腊语拉丁语的比较了。中华法系仿佛成了木乃伊，仅供学术研究之用。

搜古绎今，只为接续中华法系。心裁别出，或沦异端邪说。中华法系，绵亘几千年，一旦毁弃，岂不惜哉!当此之际，我欲为中华法系招魂，可乎？在传统文化里重拾经纬，与西方文明对勘中拓源浚流，探赜索隐，期以有成。中律轰然而去，魂飞魄散。

近世以还，西方列强以炮舰外交，逼使中国签城下之盟，五口通商，法权外治，清政府不得已变法以应。而今中国的法学/法律，饱受全盘西化之诟病，想我中华文明，悠悠数千载，于今复兴，令人感奋。

于是，西法源源而来，登堂入室。读者诸君，请听在下一言。作者无能自省，故将此稿散布于法学界内，就教于行内达人，批评批判，甘自承受中律轰然而去，魂飞魄散。

于是，西法源源而来，登堂入室。而今中国的法学/法律，饱受全盘西化之诟病，想我中华文明，悠悠数千载，于今复兴，令人感奋。搜古绎今，只为接续中华法系。近世以还，西方列强以炮舰外交，逼使中国签城下之盟，五口通商，法权外治，清政府不得已变法以应。

读者诸君，请听在下一言。中华法系，绵亘几千年，一旦毁弃，岂不惜哉!当此之际，我欲为中华法系招魂，可乎？在传统文化里重拾经纬，与西方文明对勘中拓源浚流，探赜索隐，期以有成。

作者无能自省，故将此稿散布于法学界内，就教于行内达人，批评批判，甘自承受。心裁别出，或沦异端邪说。

中华法系仿佛成了木乃伊，仅供学术研究之用在拙著《公共法哲学》中，我已经阐发了我个人关于包括民主在内的现代性价值的观点：我们应区分政治价值（political values）与政治价值观（conceptions of political values）。但问题在于你只是做了一个论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哲学的独得之秘。其二，它与你所力图纠偏的中华法系包含着的权利要素有学理不融贯之处。具体论证在拙著中,我就不罗嗦了。

这可能是我们的分歧所在,我不认为前者是道德在法律中的融合,您的融合论也许会得到登特列夫、富勒、耶林、甚至德沃金的同意,而我认为这些只是在法律中维护权利的一些规范,为此我同意富勒的反对者所说的:富勒的八项规则只是法律的功效,而不是道德。这种道德,在很多情况下与权利是对立的,这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义利之辨中表现出来,在西方也不是没有,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基督教的教义里、马克思的学说中,都有道德与权利对立的论说。

我的这一解读，是对中国现代性道路的一种内在批判性的解读：它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所嵌含，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承诺，因而它是内在的。不是说中华法系因其行之久远而必须承继,也不是说中华法系是老祖宗的遗物就要死命抓住不放,倘若中华法系已经不合时宜,已经寿终正寝,我们仍要抱残守缺,那只是开历史的倒车。

您没有感受到吗?三、关于对西式民主（特别是民主本身）的评价的反诘您对我的民主态度感到讶异,这我不奇怪,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极少数。在这一章中我们提出中华法系的重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绍继中国古风,接通世界新潮,在传承中谋新生,于外引中得发展,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

……大著关于民主的这些论述，让我大惑不解：既然你在论述中格外推崇马克思，甚至还以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作为关于法律起源的立论依据，那么你该如何评价马克思要追求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彻底的民主的思想呢？又该如何评价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呢？凡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都要反对吗？我们现在从吃穿用度到衣食住行（包括我写这篇文字时正在使用的电脑），从政经社生到教科文卫（包括你所倚重的马克思），有哪个方面的技术或制度最初不是源于西方？你可能没想到你对言论自由的质疑，其实是自我挫败的（self-defeating），因为大著本身提出了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作为集体共识的宪法规定均不一致的论述（包括关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论述），按照你对言论自由的敌视态度，是不是应该遭到封禁呢？……我一向认为，民主的问题，更应该归结为特定类型的民主制度，而不应归谬为民主价值本身。对中国来说，这种更具实质意义的民主，至少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超越西式民主：第一，它可能从根本上超越我们关于所谓兴亡周期率的认识（同时也颠覆我此前关于永续国家的观点）。我通读下来，深为您宏大的抱负和深浓的情怀所感染，但请恕我直言，就勤加拂拭，善自珍摄特别是推陈出新来说，大著仍有较大的探索和提升空间。4.由于以上三点，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

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要继承中华古老法系中的这一优良传统,结合现当代的道德建设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法系。这也是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永续不断文明的外在表现,按我的分析和理解,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精华---道、民本、尚贤、大一统---在起作用。

可是您能否设想,我曾经对民主是衷心向往的,而且对此问题浸淫三十余年。甚至可以说，民主的问题，要靠更彻底的民主来回应。

在拙著《公共法哲学》中，我曾以永续国家（eternal state）这一概念定位民主：民主是与相对于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的永续国家相适应的政体模式，即它承诺了一种（可能）具有政府治理危机、但没有政治统治危机的政体模式，也就是超越于兴亡周期率的政体模式。四、关于中华法系的‘现代转进问题的答疑您怪我未对中华体系作现代转进。

这意味着：庞德所谓的morals，其实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国,在几近两千年的时段领先于世界,只是近代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国家形式在西方率先出现之后,才受到挑战。这里隐含着我对中国式民主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对中国式民主来说，其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语）。而关键在于,中华法系有着世界其他法系不曾有的精华,潜藏着在普遍的权利迷茫中指引人类迈向美好未来的机窍,虽然由于历史的尘埃人们难识其真面目,但只要我们勤加拂拭,善自珍摄,推陈出新,定能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与其他论者相比，您的学术抱负甚至更大一些，也更大胆一些。另时作为不返回自身的东西,形式就是与内容不相干的外在存在。

事实上，主张学者应当以介入公共商谈的认知性态度言说公共事务，也是我个人所秉持的公共法哲学范式的基本思想态度。这已经是在高扬新道德的旗帜了。

你可能不大同意现代转进这种表达，因为你的大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基本没有考虑中华法系的现代转进问题，这尤其体现在你关于八议和十恶的评价中。中—西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更真诚地对待马克思，更公道地对待儒家，并积极探索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所承诺的更具实质意义的平等和儒家所承诺的更有实体内容的美德在现代中国落地的理念、制度和实践模式。